这次疫情对全国各行各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公共文化领域自然也不例外，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直接影响，具有冲击性、约束性，如场馆全面关闭、阵地服务全部停止；二是间接的影响，具有预警性、启发性，这种影响可能更多，更普遍，如疫情中不同领域、不同层面出现的一些经验教训，启发我们思考未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问题。

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强化与完善

与2003年SARS疫情相比，这次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公共文化服务有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网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全面发力，“线下关门，线上开花”。就文化馆领域来说，网上展示了大量的群众文艺作品、文化活动和艺术普及资源，出现了“云上文化馆”，一批艺术普及慕课上线，多形态、多载体、多样化。突如其来的疫情，检验了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机构的硬件保障水平、数字资源储备状况和数字服务能力。今天的公共文化服务已经彻底告别了一关门就没事干、没办法的时代了。这充分显示了近十多年我国大力推动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成效。

但综观疫情防控期间文化馆的网上服务，表现出来的最为明显的短板是：数字资源总量不足和适用性不好并存。

（一）关于数字资源总量不足。每个文化馆可能都有一些零散的数字资源，但整个文化馆领域还没有形成规模的、有行业特色的数字资源集群。文化和旅游部疫情期间汇集推荐的“在线文化艺术服务”，有在线图书馆、在线博物馆、在线美术馆、在线非遗展示、在线剧场，没有在线文化馆。有人说，在线群众文化、在线文艺作品就是文化馆干的事，没错，但并没有以“在线文化馆”去归并、去集中、去统领，至少说明在一般人心目中这类资源和文化馆还没有紧密地捆绑到一起，换一个角度说，那就是整个文化馆领域有行业特色的数字资源集群还没有形成，数字资源总量还不够多，规模还不够大。

（二）关于适用性不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内容上贴近老百姓生活、适应老百姓真实需求的资源不足。文化馆的数字资源以什么样的内容来满足公众常态化需求、提高适用性，这是在确立资源建设指导思想、总体设计时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第二，在形式上，文化馆的数字资源与移动互联相适应、体现行业特色不足。比如，不少文化馆在网上放了舞台演出节目、放了培训讲座视频，但一两个小时一场的演出、讲座，显然不适合一般人在移动终端上利用。艺术普及培训和辅导是文化馆的主要业务之一，在互联网环境下，艺术普及慕课是很好的实现方式，有希望成为具有文化馆特色的代表性数字资源类型，但直到目前，文化馆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慕课资源和利用平台并不多。

面对问题，文化馆的数字服务怎样“强化”和“完善”？

首先，全行业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服务的认识。虽是老生常谈，但真正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是最为关键的。时代发展到今天，文化馆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服务不是因为有疫情这样的非常时期才需要，它应该是常态化的，和阵地服务是双轮驱动、两翼齐飞的关系。从这次疫情期间文化馆网络服务的表现看，真正效果好的，都是平时数字化建设基础好、数字资源储备好的文化馆。提高认识、转变观念需要真正落实在发展规划、工作部署、重点任务上。如馆内有没有专门的数字化网络化服务的工作部门、人员队伍、硬件建设规划、资源建设项目、保障条件等。就实际情况看，全国还有为数不少的文化馆并没有真正落实这些举措，说明离真重视、真转变观念还有距离。

第二，需要增加文化馆数字资源的总量。加大自建特色资源的力度当然是增加总量的重要途径，文化馆领域另外一个需要尽快弥补的短板是建立常态化的市场采购资源的理念和机制。我有一个观点：文化馆应该成为古今中外艺术普及类资源的收藏中心、欣赏阵地和流通中心，面向老百姓免费提供古今中外艺术普及作品欣赏服务，应该成为文化馆的常态化、基础性服务项目。承担这样的社会功能和专门服务，首先应该有系统丰富的资源储备。文化馆应该建立常态化的通过面向市场购买扩大数字资源规模的理念和机制，要有资源建设规划，有资源购置经费，有资源管理人才，要形成馆藏资源体系和特色。每个馆都这样做了，对自身来说，可以拓展出面向公众的常态化艺术普及欣赏服务和活动；对整个文化馆领域来说，数字资源的规模就会扩大，存量就会增加；对事业发展来说，还可以带动面向文化馆行业的数字资源生产、相关装备制造产业，培育出一批服务于文化馆的产业主体、市场主体，有利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推动文化馆事业发展的格局。

第三，需要凝练文化馆数字资源的特色。说到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人们马上想到电子图书，说到博物馆的数字资源，人们马上想到数字展览，这就是一个行业的代表性资源类型。文化馆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数字资源是什么？共识度、清晰度并不像图书馆博物馆那么明确。因此，凝练文化馆数字资源的特色，形成社会认知程度较高的文化馆数字资源类型，是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文化馆数字资源建设的重要任务。

我认为，全民艺术普及慕课是具有文化馆特色的数字资源类型。首先是因为这种资源形式与文化馆面向公众开展艺术普及培训的功能相适应，简单地说就是把文化馆传统的点对点、面对面的培训课程搬到了互联网上，它是培训，是教学过程，内容有一定的系统性，不是随机讲座，不是单纯欣赏，不是随机活动，所以能体现出文化馆服务的特色。其次是因为这种资源形式与移动互联网络环境下人们的利用习惯、利用方式相适应，内容精粹、单元短小、表现形式丰富、具有交互性。第三是因为这种资源形式有利于促进文化馆服务方式、工作方式的变革与转型。慕课是一个教学过程，从课程设计到讲授到互动答疑都要求主讲人、课程团队全程跟踪参与。参与，就不是仅有专业技能就能胜任的，还需要有信息素养和基本的信息技能，这对业务干部的知识结构、专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促进文化馆专业人才的知识更新和服务方式转型。从文化馆网络服务的实际效果看，艺术普及慕课很受欢迎。如疫情期间苏州公共文化中心推出的5门70节艺术普及慕课，据媒体报道，短短20天的时间有450万人次访问，50多万人次参加在线学习。成都市文化馆疫情期间先后推出六批“慕课班”，据媒体截至2月12日的一次报道，慕课平台新增访问量5万人次，500个学员名额十分钟内一抢而空。文化馆领域要充分认识艺术普及慕课这种资源形式的特性和优势，将其打造成为文化馆领域标志性、品牌化的数字资源。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一些文化馆对艺术普及慕课的理解和认识不到位，往往把慕课混同于专题片、短视频、教学片、嘉宾访谈、网络课程等形式，徒有其名的慕课为数不少，这是亟需改变的状况。前不久王全吉先生写过一篇网文《文化馆艺术慕课的正确打开方式，你get到了吗？》，文章结合广东省惠州市文化馆的教学案例对艺术慕课的特点、优势和教学过程做了很好的阐述。其实，早在2017年，中国文化馆协会理论研究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国家现代公共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发布过《全民艺术普及慕课建设指南（第1版）》，对艺术普及慕课的基本特点、制作流程、实施要点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文化馆领域的艺术普及慕课开发和建设，需要进一步强化按照慕课基本规律、基本规范进行的意识和实践，打造出具有鲜明文化馆特色的艺术普及慕课来。

对现有数字资源进行改造，是形成文化馆数字资源特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各级文化馆大都存有一批不同载体的舞台表演作品、群众文化活动视频、培训教学视频、艺术档案等数字资源，这类资源直接用于今天的网络服务，不足往往表现为篇幅大、耗时长、亮点不突出、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强等。如果把这些存量资源按照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利用的特点、按照不同人群的欣赏特点加以加工改造，就会以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形成一批特色数字资源。比如对整台的舞台表演作品按精粹点加以切分，把群众文化活动的精彩片段改造成微视频，遴选艺术档案片段作为艺术普及慕课的素材，把供观看的影像作品改造为供随身听的音频资源，等等。和资源的开发与建设相比，对存量资源的改造投入小、见效快，实现了资源的增殖，还可以锻炼、提高文化馆业务干部的信息技能水平。

二、公共文化机构危机应对的重点和机制

这次疫情再一次把突发危机应对提到了各行各业面前。公共文化机构应该重点考虑的危机应对，并不是新冠肺炎这样的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而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和日常公共文化服务密切相关的可能出现的危机，主要是资源存储安全和利用者人身安全，比如，涉及资源存储的火灾、水灾等自然灾害，涉人身安全的场馆空间防护、群体聚集意外伤害等。《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公共图书馆法》《博物馆条例》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对此都有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有“安全保障设施、制度及应急预案”，这是法定的公共文化机构设置的前提条件，这方面的问题今天不多说。

这次疫情促使我特别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建立公共文化机构危机应对的常态化机制。有效的危机应对需要建立在常态化的应对机制建设基础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定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要加强公共文化设施经常性维护管理工作（第二十条），《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公共图书馆要定期对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维护（第二十九条），所谓“经常性”“定期”，都是着眼于建立常态化机制的规定。在这方面，有一个国外的经验值得借鉴。国外公共文化机构往往设立制度化的、专门的闭馆日，集中进行内务整理、设施设备的维护，这种制度设计值得我们借鉴。以日本为例，图书馆、公民馆等机构每年都有短则一周左右、长则半月之多的例行闭馆日，这种闭馆日不是关门放假，而是全员进行内务整理、设施设备检修、系统维护等工作。比如，东京都立图书馆每年10天，去年在6月份；新宿区图书馆是每月一天，在每月第三周的星期四，固定化的；福冈县立图书馆每年有15天。千叶市、札幌市的公民馆，虽然没有明示是哪一天，但在闭馆日说明中清楚地写着有为了设施设备维护的闭馆日。这就是一种常态化的、定期的安全检查和运行维护制度。

联系我们国家的现状来看，目前我国的公共文化机构有不少是全年无休。应该承认，365天开放对改变公共文化机构开放时间“行政化”作出了历史贡献，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到今天，冲击“行政化”开放观念的时期过去了，开放时间应该逐步走向规律、规范、可持续迈进。借鉴国际经验，公共文化机构建立健全常态化的危机防范机制应该提上日程了。具体说，就是公共文化机构每年都应该有集中的、定期的、制度化的、全员参与的内务全面整理、设施设备检查维护的时间。这次疫情启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防范机制，危机失控后再去消灭，将会付出沉痛的代价。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危机应对之策。

三、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专业化发展

这次疫情期间与专业化发展有关的正面、反面的例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子。比如，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之一，是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甚至包括有一些医院的掌门人，有不少“不专业”的做法。比如，央视报道的某地方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当然有多重原因，但没有专业背景，再加上刚上任不久，缺乏专业支撑，没有专业自信。

疫情期间，体现专业化发展的正面的例子也有。2月中旬，网上忽然冒出一则信息并迅速流传，称某人根据易学原理和中医五运六气理论，早在2011年就预测到今年这个时间要爆发疫情，精确到去年12月26号凌晨5点开始，今年3月24号上午10点结束，还煞有介事地提供了该“神预测”的原始出处——某人出版的《实证化中医基础理论及运用》一书第92页，“有图有真相”，一般人看了之后不信都难。这一信息带来的社会效果是什么？制造了一种神秘气氛、不可知主义、恐慌情绪。上海图书馆的专业馆员，他们先是查证了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以及全球最大的联机图书馆书目数据库，结果并没有同名同作者的该书；接着又利用国内权威报刊数据库、会议论文数据库，找到了收录在一部会议论文集中的同名同作者论文，但把这篇论文从头看到尾，并没有任何像那条信息宣称的预测疫情的内容，证明微信中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至此，科学、专业的结论有了，他们通过媒体明确告诉社会公众，所谓“神预测”并不存在。这一查证结论很快被各类媒体广泛转载传播，上海图书馆馆员以出色的专业信息检索能力、专业贡献为终止该不实信息的流传惑众发挥了关键作用。

以上一正一反的例子，促使我想到了更广泛意义的公共文化服务专业化发展的问题。从理论上说，专业分工，就是所谓的术业有专攻，这是社会发展到现代、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有专业分工，才有商品交换，才有市场经济，才有现代社会。所以，以专业能力服务社会，这是专门性职业集团存在于社会系统中价值的根本体现，是提升专业服务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不论平时还是非常时期，真正体现职业规律、专业能力的服务才具有职业价值和职业贡献，这应该成为公共文化机构和从业人员奉献社会的主要方式，成为专业化、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的追求目标。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有一个国际性的普遍理念，强调公共文化服务在专业职务基础上运营，所以美国建立了比较严格的图书馆员职业资格制度，所有进图书馆工作的人，必须获得美国图书馆学协会认可的大学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日本有图书馆“司书”制度，公民馆“主事”制度，博物馆“学艺员”制度，都属于专门机构的职业资格制度，目的是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专业化发展。联系我国公共文化领域的现实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提出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专业化发展的要求，《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目前已经有一些地方性立法从规范图书馆长任职条件做起加以细化、具体化。比如《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就有这样的规定，市级公共图书馆的馆长应当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五年以上图书馆工作经验的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区级图书馆的馆长应当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三年以上图书馆工作经验的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贵州省公共图书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也有类似的规定，省地两级图书馆长的任职条件和广州市的规定相同，最基层的县级图书馆馆长也要求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三年以上图书馆工作经验的初级专业技术职称。总的精神是体现专业化，去“行政化”。文化馆领域也应该向这样的方向发展。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是今后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任务，高质量发展是未来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主线。高质量发展对公共文化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服务专业化的根本是人的专业化，简单地说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补上这个短板。这是由疫情引发出来的又一个思考。

注明：转自中国文化馆协会主办的“文化馆事业发展的思考与讨论”专题。